理查·奥斯丁在1940年代末把克伦佩勒带回了伦敦。奥斯丁试图在阿尔伯特音乐厅以新时代音乐会协会的名义，复兴战前音乐会的规模。他使用我的爱乐乐团，和几位著名的欧洲指挥家，其中就有克伦佩勒。我与威廉·沃尔顿一起去听他的一组节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巴赫的组曲、一首斯特拉文斯基的交响曲和英雄。这是一个不快乐的场合。我的乐队似乎不懂克伦佩勒的拍子，斯特拉文斯基对于他们很陌生。沃尔顿和我在幕间休息就离开了。
1951年，爱乐乐团被邀请在英国音乐节演出两场音乐会。我让施纳贝尔担任独奏，邀请塞尔指挥，但是塞尔没有档期。在施纳贝尔海德公园饭店的房间，我们3个人讨论可能的选择。施纳贝尔和塞尔都敦促我去邀请克伦佩勒，因为“他仍然是有能力制作出奇迹的，这也能帮助他”。所以我邀请了克伦佩勒。
演出的节骨眼，施纳贝尔因病不能上台。所罗门被请来担任第一场音乐会的独奏家，海斯担任另外一场。第一场音乐会排练的时候我不在伦敦，但是一场危机在第二场音乐会前爆发，克伦佩勒突然拒绝指挥谜语变奏曲，并威胁取消音乐会，除非用莫扎特的朱比特交响曲代替埃尔加。我的助手维特（Jane Withers）打电话向我通报，我同意让克伦佩勒自己选择，我会尽快飞回来。直到第二场音乐会的幕间休息，我才及时赶到节日大厅，听到朱比特的最后乐章非常有力，有难以置信的透明，作品结构被非凡地展示出来。当时担任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的Marie Wilson从台上下来，脸上流着眼泪，对克伦佩勒大加赞赏。这次，公众和评论家认可了他们所听到的。那两个晚上，克伦佩勒奠定了未来他长期的、最成功的、持续的，也是最快乐的职业生涯的基石。
第二场音乐会后的一两天，他和他的夫人来我家吃饭。话题是轻松的。我对他说，克罗尔剧院的瓦解可能要部分归因于对于公众喜好的错误判断。当我问他为什么在他后来的节目中停止加入现代作品的时候，克伦佩勒说，在伟大的德国古典方面，从巴赫到布鲁克纳，他有很多东西要思考要阐述，所以他决定今后。
那天，我定了一辆车在10点半送他们回家。车来了，尽管有他夫人的提醒，克伦佩勒拒绝离开：“现在我有人想把我拖走。你躺在那个沙发上睡吧。”他的夫人只好听他的。汽车在外面等着，我和克伦佩勒一直聊到凌晨4点半，我不得不告诉他我要在早上9点半开始工作。他叫醒夫人，走进汽车。4个小时后，我床边的电话把我吵醒，是克伦佩勒打来的：“因为在我讲到一半的时候，他把我推出了你的家，所以我想说完我所要说的。”他讲了5分钟，用“现在是你去工作的时间了”作为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