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斯塔克

芬：你喜欢登台演出吗？

斯：我喜欢演出，但每年演出100多场我实在受不了。有许多年我的演出密度就是这么大。演出场次多也有一个好处，这可以使你在舞台上感到轻松。有时，我几个月没有演出，偶一上场会感到胃疼。

芬：当你在台上演奏时，你的脑子里一般在想什么？你是在讲故事，还是在想诸如“这里有个渐强符号”或“别忘了换把”之类的话。

斯：这取决于我是否已经得心应手地掌握了所演奏的曲目以及乐队的演奏情况。如果乐队和指挥的水平很高，那样我就可以与乐队展开一场竞赛，并注意表达指挥的意图。这就是演奏大提琴的乐趣之一，你可以随时发现与你合作的钢琴家或指挥家们的不同之处。

芬：所以，当演奏协奏曲时，你把它们当作室内乐。

斯：海顿和波切里尼的两部协奏曲例外。特别是后者，乐队几乎比独奏大提琴还要重要。

芬：你在演奏时注意观众吗？

斯：我在舞台上的时候并不关心观众在想什么。我所要推销的是音乐，而不是我自己。

芬：你是否认为演奏音乐就意味着要与观众分享自己的博爱和内心世界？请原谅我的提问太笼统。

斯：这个问题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回答。首先人们来听音乐会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暂时摆脱日常的生存状态。因此，音乐家的任务就是要创造出美的东西，让观众有暂时的超脱感。我的宗旨是无论那次演出都要带给观众真正的精品。我曾在大都会演出过很长一段时间，知道取悦观众的那些窍门，但从未使用过它们，原因是我认为那不是我的份内之事。

芬：你不同意“音乐是一门表演艺术”的说法，是吗？

斯：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我担心那些缺乏修养的人会把音乐同杂耍一类的“表演艺术”混为一谈。

芬：你不认为展示自己的内心情感会或多或少地破坏作品的原貌吗？

斯：不，我觉得那些情感早就在乐谱里了。我不是戏子，作为音乐家我感兴趣的是音乐的表达。我是在乐谱所指示的范围内进行情感的抒发，我首要的任务是尽可能去表现乐曲的内容。

芬：你敬佩的音乐家有哪些？

斯：弗里茨·莱纳、亚夏·海菲茨、玛利亚·卡拉斯和约瑟夫·西盖蒂都是我所敬重的。他们因为有很强的责任心而努力地工作，在舞台上总是真诚地面对观众。

芬：海菲茨不懂得表现激情。

斯：表现激情和富于激情是两回事。没有激情就不能算作音乐家。而表现激情则又属于“表演艺术”的范畴。

芬：你对杰奎琳·杜普蕾怎么看？她是以富于激情的表演而著称的吗？

斯：她是一位具有超人天赋的大提琴家。我为音乐界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而感到悲痛。但我还认为正因为她在演出中投入的精力太多才加剧了她健康状况的损害。在她患病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公开说过，像她这样全身心地工作，身体一定吃不消。现在我还担心音乐界的年青人只会模仿她的台风，而忽视了像杜普雷那样去培养自己深厚的音乐修养。

芬：我过去曾同你讨论过如何在演奏中感情充沛，同时又不感到紧张。对这个问题你现在又什么新的见解？

斯：“不感到紧张”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在演奏时你不会感到不紧张的。如果你的前臂紧张，就会有痉挛的感觉，你的全身都会感到很不自在。你必须找到过度紧张的根源，然后调整自己的动作来克服它。我记得当初在回答你这个问题时我引用了我的朋友西波克的一句话：“创造激动，但不要让自己激动。”

芬：让自己激动起来有什么不好？

斯：如果自己激动起来，就失去了自我控制。

芬：对当今乐坛的“本真主义运动”你是怎么看的？

斯：“本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本真主义”的倡导者试图获悉某位作曲家的音乐语言，并把它用于表演当中。音乐是一种流动的、向前发展的艺术，它应随着周围环境和演奏者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同于贝多芬所生活的时代，我们所使用的乐器也不同于贝多芬时代的乐器。所以没有必要期望听到与贝多芬时代一模一样的《英雄交响曲》。

芬：我想忠实于作曲家总是很重要的。

斯：忠实于作曲家并不像想像的那样简单。我们可以看一看20世纪的作曲家是怎样演奏他们的作品的。巴托克并不按照自己乐谱上所标的速度来演奏，有时还省略掉自己写下的重复段落。巴托克如此，比他早的那些作曲家也未必会总抱着自己乐谱当做教条不放。我认为任何自诩为“本真主义”的演奏者都无法作到百分之百地忠实于作曲家。

我倒觉得当我自己在演奏科达伊的大提琴作品时履行了“本真主义”的原则。因为科达伊听过我演奏这些作品，并与我进行过讨论。我曾向他询问他的大提琴奏鸣曲的一段音符到底是升G音还是G本音，他想了一下回答：“两个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