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又来
1958年秋天，克伦佩勒将在利兹音乐节指挥音乐会。在他必须到达的几天前，洛蒂给我打电话说，他父亲患了支气管炎，需要取消利兹的演出，但是伦敦的音乐会他将及时恢复，这是异常混杂的节目单，一个贝多芬的音乐节又将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开幕。在克伦佩勒应该赶到伦敦之前的一天早上，他的女儿又打来电话，说他的父亲违背医生的命令，夜里偷偷在床上吸烟，点着了睡衣，被严重烧伤了。克伦佩勒拒绝去医院，情况非常严重。苏黎士最好的医生来照顾他，他的生命在危机中。
洛蒂像她父亲一样勇敢，她很快在商谈如何履行他所有的伦敦合同。医生坚持，前几场音乐会的替补指挥必须找到，但是我必须让他相信他能指挥后面的音乐会。这是一个急剧冷却的过程，必须对这个无畏的、坚决的，现在又无助的、缠着绷带的、沮丧的老人撒谎。我询问卡拉扬、伯姆是不是能够救场，但是他们两个人那些日子都没有空闲。最终，克路易坦同意指挥第一场音乐会，朱里尼指挥贝多芬全集的第一场。最伟大的帮助来自拜农，他是我非常敬佩的人。他重新安排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的日程，以便能在需要的情况下，指挥我这里所有的音乐会，但是无论如何他不能承担两场贝9的演出。在音乐会间隙，我经常要飞到苏黎士去，以恢复克伦佩勒的信心，让他可以尽快恢复。
医生坚持不能让克伦佩勒知道自己不能指挥贝九。他们害怕他病情复发。最终，在贝九要开始排练的前两个星期，我不得不对他说明，我必须聘请另外一个人，在他感觉不能去指挥的时候替代他。我给他宣读了11个人的名字，每个他都用或者嘲笑式的同情或者轻蔑的否定来回答。还有一两次微弱但是刺耳的讥笑。在我陈述完毕后，他说：“我有一个解决方案——让欣德米特上！”我很有礼貌地解释：“我很敬佩欣得米特的音乐，也很喜欢他这个人，但是我不能对爱乐乐团的观众这样做。我听过欣德米特指挥贝九两次——两次对于我来说已经太频繁了”。克伦佩勒回答说：“或者那是因为欣德米特不在状态，或者是你不在状态。无论如何，让伦敦公众听到一个20世纪的伟大作曲家如何指挥19世纪的伟大作曲家的音乐非常有趣”。看到我很勉强，克伦佩勒，尽管在病中，依然表演得跟真的一样，让我在日后的回忆中意识到他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他含泪地请求我说：“我唯一的朋友，你帮助了我这么多，就不要拒绝我求你的最后一件事了。”他不希望我今后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内疚。我屈服了，尽管仍然违背我的判断，我还是邀请了欣德米特。
我有事情不得不去纽约，但我告诉维特在欣德米特的第一场音乐会后尽快电话把情况告诉我。她收集了一些我信任的人的意见，看过音乐会的出人都感觉扫兴。我回到伦敦听第二场演出，在慢乐章的中间就灰溜溜地走出了包厢。几天后，我来到苏黎士来见克伦佩勒。他显然恢复得很好，他的表情中出现少有的平静和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