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伦博伊姆:贝多芬没有国界

弗兰西斯·莫森

王崇刚

弗兰西斯·莫森 2012712

 

       1999年,巴伦博伊姆有一个疯狂的想法——在同一支青年交响乐团,容纳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乐手。

       莫森:你的东西方第凡管弦乐团(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在伦敦逍遥音乐会上演出全部贝多芬交响曲一定是个很大的行动。

       巴伦博伊姆:噢,没有问题。我听说逍遥音乐会从1942年起,就没有演出过贝多芬交响曲全集或者类似的东西。这次逍遥音乐会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结合,将营造出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特别对于音乐家。对于所有来自公众和游客的兴趣来讲,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莫:当这支乐队1999年组建的时候,它的目的之一就是促进以色列与其他中东国家的对话。

       巴:是的,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政治性的。这个一个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以及其他阿拉伯人的项目,但是它仍然不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没有一个政治路线。我们相信的恰恰是其反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不是一种政治对抗。

这不是两个国家间的对抗。这是两个都深信自己有权力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民族间的对抗。这是一个人性问题。因此,它不能用军事来解决。它也不能用政治方式解决,只能用人类的理解和对于对方权力的认可来解决。这是我们在乐团力求来实践的东西,它提供给我们一种思维方式的抉择。但是你知道,它像很多东西一样——选择药品比选抗生素要用更长的时间。

       莫:你认为从1999年开始,乐队取得了进展没有?

       巴:我认为乐队已经在西方世界成为一个传奇,但它在中东地区受到了批评或者完全被忽视。我相信在乐团在奔赴其成员代表的所有国家——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约旦和埃及演出之前,会被人们所承认。我们当然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莫: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对任何乐团都是一个巨大挑战——特别对一个由年轻乐手组成的乐团。你如何让乐队应对这项任务?

       巴:在乐团创立的那一天我们就在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我们每年学习并演奏一部贝多芬交响曲。这是我们已经长期放在我们脑海里的一件事情,它已成为乐队头等大事。

       莫:东西方第凡管弦乐团如何接近贝多芬?

       巴:首先要知道,从声音角度来说,东西方第凡管弦乐团是一支中欧乐团,我认为这是合适的,因为这正是贝多芬交响曲需要的声音。

而且这些乐手事实上已经在一起演奏多年,而且总是与我合作。不像大多数的乐团,每年要有45位指挥家。所以我们很稳定,这成就了音乐上的严格——确定分句的方式总在第四小节上,而不只在第三小节的最后。要求严格,就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所以音乐家们年轻是件很好的事情,他们有足够的精力。

       莫:我一直对你作为钢琴家的自然和优雅印象深刻。你可以依照音乐会演出当晚的心情,风格迥异地演奏一件作品——特别是演奏贝多芬的时候。你是否在面对这支青年乐团的时候会少一点自发性。

       巴:完全不是这样。东西方第凡管弦乐团可以随心所欲地演奏。它是一支相当灵活的乐团。我从来没有另类感觉,“我的上帝,也许我不该弄这个或者冒那个险”——完全不是。从这一点来看,我指挥得毫不妥协。

       莫:所以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跟随你。

       巴:是的,不管我做什么。你知道,我们不仅仅演奏贝多芬交响曲,在每次节目中,还要演奏皮埃尔·布列兹的一首大型作品。这个世界不是每个乐团都能这样做。

       莫:那么是什么情况让布列兹与贝多芬联系在一起?

       巴:逍遥音乐会的节目总是很长,问题是把什么东西与贝多芬放在一起。起初,我想安排不同作曲家的不同作品,后来我又想,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演奏所有的贝多芬交响曲,就应该只找一位当代作曲家,布列兹看起来是恰当的一位。

       莫:是不是因为你看到布列兹与贝多芬的一种关联?

       巴:不是音乐上,而是布列兹跟贝多芬,也是在他的音乐里进行总结的人。在他的音乐中,他把过去与未来结合在一起,就像贝多芬所做的。

       莫:贝多芬曾经说:“交响曲是我真实本性的最好代表。在我的脑子里,我总是听到一部伟大交响曲的声音。”你是否认为,贝多芬在他的交响曲中,是最贝多芬化的?

       巴:我认为当他写钢琴奏鸣曲,他对待钢琴也像对对待一支交响乐团。我认为这就是他这句话的意思。

       莫:当你指挥的时候,你是否感觉到一个很不同的与音乐的关联,相对于演奏钢琴?

       巴:不,完全不是。从音乐上讲恰恰是一致的。你知道,指挥和演奏钢琴不是两个不同行为,它只是相同行为的两个方面。当既演奏又指挥的时候,我没有不同的音乐理念。

       莫:有到澳大利亚演出的计划吗

       巴:我们好高兴去。请让你的读者知道,我对澳大利亚有一个真正的好感。1958年,我4岁的时候来过澳大利亚,1962年又来了一次。后来我带着英国室内乐团,与我的第一位妻子一起有来过。很多年前,我有很多的快乐记忆,我非常愿意再去那里。

澳大利亚Limelight杂志,20127月号

 

【责任编辑:王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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