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比罗利开始仔细研究乐谱几个月里，过上几天我就会在排练或者音乐会幕间休息的时候被叫到他的化妆室。鄙人的乐谱总是放在他的书桌或者化妆桌上，我能瞥见上面用粗铅笔画了很多运弓法的记号。我被叫来解释我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特别是运弓法方面——因为我在这类弦乐写作方面缺乏经验，经常让他很恼火。但我很快意识到了在书写管弦乐谱的时候他所要求的精确的重要性，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事情。现在轮到我坚持不懈地要求自己的作曲学生，精确地标注他们的乐谱。巴比罗利不喜欢含糊的运弓，更不能容忍他的弦乐手这样做，他绝对不与原谅，因为他指挥下的管弦乐角色都是明白无误的。
切尔滕纳姆音乐节的日期迫近，我与巴比罗利的沟通，越来越多的情况是我遭到训斥，或被指责在乐谱说明上太含糊。但是所有这些的背后，他总是很和善——用粗哑的声音劝告我做这个或者那个，不要再做某某某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愉快的，放纵的闪烁。当我被允许离开他的房间，他会在我的后背给我一个修饰性的轻拍。在我与巴比罗利沟通的早期，他问过我是否打算自己指挥这次演出，我知道自己也渴望指挥乐队，在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时期已经积累一些经验。他提供的这次机会看起来很诱人，并的确会扩大我的声望——在一个很大型的音乐节上指挥他的管弦乐团。但是我在两到三秒里没有反应，最后还是告诉他我希望他来指挥演出。我意识到，他排练得已经很好，我几乎不能期望自己能像他那样有效地指挥。他笑了，从那时以后，我意识到他完全把他自己投身于把我的交响曲中，尽可能做到最好。尽管我后来也指挥过其他的乐团演奏我的这个作品，但它从来没有巴比罗利在1957年夏天排练中的强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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