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5年开始，我一直把每张新的克伦佩勒唱片送给维兰德·瓦格纳，希望我们能一起想出办法让克伦佩勒在拜洛伊特指挥。当然，让身体残疾的克伦佩勒爬上拜洛伊特乐池台阶有困难，但是我们策划了一场让克伦佩勒指挥爱乐乐团贝九的表演，来开启一届拜洛伊特音乐节。遗憾的是，拜洛伊特的音乐家坚决要求由他们来演奏贝九，否则他们就拒绝为音乐节效力。

几年后，时任荷兰音乐节的总监的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邀请克伦佩勒指挥由维兰德·瓦格纳制作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是1959年，克伦佩勒违反医生的命令，在没有完全从烧伤恢复，仍然需要皮肤移植来修复他的伤口的情况下，来到荷兰准备《特里斯坦》。

他正在发高烧，几天后，洛蒂给我打电话让我立即到荷兰，规劝他的父亲放弃《特里斯坦》。当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感觉自己盯不住了。克伦佩勒父女、维兰德和我一起吃午饭。克伦佩勒吃得很少，似乎要睡着。维兰德越过桌子小声对我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讨论。克伦佩勒立即警惕起来，坚持要知道我们要讨论什么，维兰德起初避免正面答复，后来他安抚克伦佩勒，承认他希望与我讨论在《特里斯坦》的第二幕可能的删节——不是在荷兰而是在拜洛伊特——剧中马克冗长的独唱，从戏剧观点而言，阻碍了情节的发展。克伦佩勒抗议：“我听到了什么？瓦格纳的孙子想删节他爷爷的作品？太可怕了！”

《唐璜》

1959年的10月份，我马上就要实施一个克伦佩勒长期渴望录音的项目《唐璜》，还安排两次音乐会演出。我搜罗了一个豪华的歌唱家阵容，即使是Masetto也由年轻的Piero Cappuccilli来演，他现在是超级的意大利男中音。录音开始后两天，克伦佩勒突然发高烧，他的伦敦医生坚持他应该取消录音和音乐会。我又被抛弃了，不仅是录音，还有3个星期以前就几乎销售完毕的音乐会，现在没有指挥了。我邀请朱里尼，尽管他几乎不了解这部歌剧，但是还是同意来救场。

来自维也纳剧院的海恩里希·施密特（Heinrich Schmidt）以及来自斯卡拉的安东尼奥·托尼尼（Antonio Tonini），和我答应朱里尼，我们将帮助他制作一个伟大的《唐璜》。录音刚结束几天，朱里尼不得不赶往荷兰去演出，不能指挥后面的音乐会。幸运的是，曾经在那年春天的莫扎特系列音乐会中帮助过我的科林·戴维斯正有空，他指挥了音乐会，获得了很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