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坚持不能让克伦佩勒知道自己不能指挥贝九。他们害怕他病情复发。最终，在贝九要开始排练的前两个星期，我不得不对他说明，我必须聘请另外一个人，在他感觉不能去指挥的时候替代他。我给他宣读了11个人的名字，每个他都用或者嘲笑式的同情或者轻蔑的否定来回答。还有一两次微弱但是刺耳的讥笑。在我陈述完毕后，他说：“我有一个解决方案——让欣德米特上！”我很有礼貌地解释：“我很敬佩欣得米特的音乐，也很喜欢他这个人，但是我不能对爱乐乐团的观众这样做。我听过欣德米特指挥贝九两次——两次对于我来说已经太频繁了”。克伦佩勒回答说：“或者那是因为欣德米特不在状态，或者是你不在状态。无论如何，让伦敦公众听到一个20世纪的伟大作曲家如何指挥19世纪的伟大作曲家的音乐非常有趣”。看到我很勉强，克伦佩勒，尽管在病中，依然表演得跟真的一样，让我在日后的回忆中意识到他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他含泪地请求我说：“我唯一的朋友，你帮助了我这么多，就不要拒绝我求你的最后一件事了。”他不希望我今后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内疚。我屈服了，尽管仍然违背我的判断，我还是邀请了欣德米特。

我有事情不得不去纽约，但我告诉维特在欣德米特的第一场音乐会后尽快电话把情况告诉我。她收集了一些我信任的人的意见，看过音乐会的出人都感觉扫兴。我回到伦敦听第二场演出，在慢乐章的中间就灰溜溜地走出了包厢。几天后，我来到苏黎士来见克伦佩勒。他显然恢复得很好，他的表情中出现少有的平静和亲切。

克伦佩勒：“我的朋友和同事欣德米特在伦敦因为贝九而受到批评了。”

莱格：“你怎么知道的？你总是说你从来不看自己或者别人音乐会评论的。”

克伦佩勒：“当一个人像我这样病着的时候，他会阅读任何东西——甚至是音乐评论。”

莱格：“这是你的错。你坚持让我邀请他。我以后再也不会听从你的关于艺术家的建议了。”

克伦佩勒：“你在音乐圈子这么多年了，应该知道，因为同事倒霉而沾沾自喜是生活中的莫大乐趣。”

他的病显然好转了，至少我又多了一个新的克伦佩勒的故事。

一个月后，彼得·戴蒙德跟我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新的克伦佩勒的故事——跟我有关。这个老人最近对他说：“你知道，戴蒙德，在这是世界上我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德国人……他是英国人，莱格！你知道为了提醒伦敦人我指挥贝多芬有多么棒他做了什么吗？他邀请了欣得米特——想想吧，欣德米特！去指挥第九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