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心中的富特文格勒

我们心中的富特文格勒

约瑟夫·西盖蒂

“我焦虑地思考这个问题，在一个如此缺乏理解的国家演出是否有意义。就我而言，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有了否定意义的答案。”

为了不使读者对从富特文格勒信上面摘下来的这句话产生歧义，我要写上他的日期是1924年7月5日，这段文字指的是一个欧洲国家不是美国。然而，也许这位伟大艺术家在经历了纽约爱乐乐团领导人对他的态度后还会有同样的爆发。1927年春天他离开美国后，我们永久被剥夺了他的音乐协助。假定纳粹专制的出现成了他回归美国难以克服的障碍的话，那我们怎么解释他在1927年到1932年的缺席呢？

恰好我是富特文格勒在纽约爱乐乐团1927年3月3日和日最后两场音乐会的独奏者。我还记得后台那种不友好、不愉快的气氛，台前的鼓掌好象是对既成事实的抗议。人们还可以从当时的报纸上看到事情的经过。我所在意的是后台那种紧张、不愉快的含糊的感觉，还有已经辞职的、明显受到伤害的大师宽容的微笑，这种微笑似乎在用哲学的方式回答人们的欢呼：“太晚了！”

我可以把他的告别与我们在一个演出季前的一次演出相比较，还是纽约爱乐乐团，1926年2月28日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演出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时我担任独奏。那时谁会想到一年后会发生什么。

让我来回忆大师给我的其他印象：20年代早期在莱比锡格万特豪斯乐团与孟许在一起；1950年在萨尔斯堡音乐节演出《唐璜》之后洋溢在脸上的喜悦；1952年他镇静超然的表情，那是一种恍惚的神态，他刚刚完成了柏林爱乐乐团在巴黎的音乐会，富尼叶和我一起演奏了勃拉姆斯交响协奏曲。吃夜宵的时候，他盘子里的新鲜草莓让我们胃口大增，吃像不雅……

有人批评他不擅长演奏现代音乐。但我清晰地记得他在1924年在德国（莱比锡和柏林）首次演出斯特拉文斯基钢琴协奏曲时的情形。欣德米特的爱乐协奏曲不就是题赠给他的吗？富特文格勒逝世前还与梅纽因录制的巴托克小提琴协奏曲。

也许这些简短的记忆对于整个题目不重要，我只是想传达给读者那些难忘的音乐瞬间，和我记忆中难忘的伟大。（王崇刚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