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恩回忆他的老伙伴

斯特恩回忆他的老伙伴

王崇刚编译

1990年为纪念大师70大寿，SONY曾推出斯特恩演奏的协奏曲专集。与此同时，斯特恩撰文回忆了与他合作多年的音乐家。

1955年，大卫·奥伊斯特拉赫首次访问美国。当时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已经为我和奥曼迪指挥的费城交响乐团安排了8小时的录音时段录制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布鲁赫的《G小调协奏曲》以及巴赫的《A小调协奏曲》。我们用6小时完成了任务。第二天，奥伊斯特拉赫前来录制柴科夫斯基的协奏曲和莫扎特第5协奏曲。大卫不大会说英语，录音室里也没有人精通俄文，所以我自告奋勇当起了翻译，还要帮助监测录音的平衡。大卫和奥曼迪合作得很融洽，他们互相尊重，我的翻译工作当然也很顺利。

大卫把两部作品录完，预定的录音时段还剩下大约30分钟。现场有人建议：“既然你们俩都在这儿，为什么不一起录音呢？”大卫不想与我一起录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因为他已经答应要和儿子伊格尔合作这部作品。乐团工作人员赶忙从费城乐团的资料室里取来维瓦尔蒂为两把小提琴创作的协奏曲。排练、录音，我们只用了25分钟。

与我的演艺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指挥是奥曼迪。我17岁时就在弗雷德里克·曼恩（费城交响乐团董事会成员、乐团的主要赞助人）的家中就为他演奏过。此后，奥曼迪热情地邀请我与他一起演出，这也是我录音生涯的开端。我们的合作一直延续到奥曼迪退休之后。

奥曼迪是为独奏家考虑得最周到的合作者。这里我不想用“伴奏者”这个词，因为奥曼迪的确不是在伴奏。他对于独奏者在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有特殊的预见力。他了解独奏者的能力、习惯甚至怪癖，演奏时对于许多特殊情况总能保持镇定，为独奏者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完全被理解的演奏氛围。我们在1955年合作录制的拉罗、布鲁赫以及巴赫作品都是一气呵成。当独奏者提出对部分乐句的处理提出改动时他总是很耐心。总之，奥曼迪是每一个独奏者最希望遇到的合作者。

与比切姆一起演出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而我俩的第一次合作却有些尴尬。他根本就不认识我，我也觉得他并不把把我这个从美国来的毛头小伙儿放在心上。为了录制勃拉姆斯和西贝柳斯的协奏曲，哥伦比亚公司特地为我和比切姆在安排了两场音乐会。我们走进录音室，一切按照比切姆习惯的步调进行，一个乐章要反复录上三四个小时，两三天才能录完一部作品。两天后，比切姆对我渐渐露出了笑容，他对我说：“噢！你的琴弹得确实很棒，不是吗？”。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

50年代初，我在英国有过一次特殊的巡回演出经历。那时欧洲还没有从战争年代恢复过来，火车上布满了灰尘，旅馆的饮食也难以下咽。演出地点有大城市，也有小城镇，这样的巡回演出对于演奏家的成名没有什么好处。但因为有机会与比切姆一起演出，我决定应付这一苦差。这是一个明智选择，它为我后来的演艺生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这次巡回演出中在伦敦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经过50年的舞台生涯仍然给我留下清晰的记忆。我被安排在星期二在伦敦节日大厅与比切姆合作演出贝多芬的协奏曲。而星期天的下午我还在巴黎演出，我坐夜航飞机飞往伦敦，航班因为大雾而延误，一个半小时的航程变成了8个小时，凌晨3：00我才到达目的地。

早上我疲惫不堪地来到亨利·伍德音乐厅，这里是比切姆乐团排练地（乐团只能在演出当天才能进入节日大厅）。我演奏得很糟糕。我对比切姆说：“对不起大师，太糟了，不过明天一切都会好的”。他回答说：“别担心，孩子，我们已经了解你的演奏，明天的演出不会有问题。”第二次排练我和乐团都找到了感觉。我面向乐队，比切姆示意开始。乐队和我就像朋友们一起演奏室内乐一样默契配合。我们不间断地从头演到尾。曲终，全场一片寂静，然后所有的人抬起头相视而笑……没有鼓掌，只有微笑。

星期二晚上的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观众长时间鼓掌，一切都无可挑剔。星期四，比切姆更改了节目单，协奏曲没有变。经过了3次排练和一次正式演出，我觉得没有必要在与乐队合练了，可早上我在宾馆接到了乐队打来的电话：“斯特恩先生，比切姆爵士对乐队前天的表现不太满意，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不能来一下，我们再排练一次？”“我马上就到”。我立即收拾了一下赶到节日大厅。比切姆对我说：“早上好，伊萨克，相信我们会比前天演得更好。”他转向乐队：“先生们，按照斯特恩先生上一次排练时要求的那样做，我们从独奏小提琴插入的地方开始。”这时，第一双簧管古森斯（LEON GOOSSENS）站起来说：“大师，我们可以把引子演得更好，让我们从头开始吧。”

比切姆率领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乐团，丹尼斯·布莱恩担任首席圆号GWYDION BROOKE担任首席巴松，JACK BRYMER担任首席单簧管，他们都是一流的独奏家。而我当时还是个无名小辈。他们对艺术的高度责任感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这是我一生中不多的经历，我为它感到骄傲。

德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是美国音乐界的特殊人物。他中等身材、秃顶，常穿黑色翻领羊毛衫，一幅苦行僧的脸。他的眼睛总会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明尼亚波利斯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我们一起演奏了几次。一次协奏曲演奏结束，我把小提琴放好来到侧厅观看米特罗普洛斯指挥交响曲。我很惊讶，乐队在舞台上演出时，他竟然站在我的后面。我对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应该站在舞台上。你是指挥，不是吗？”他回答：“是的，但我希望观众看到，正式演出时指挥实际上是不重要的。”舞台上的乐队一开始还可以合到一块儿，不一会就有点乱，这时，米特罗普洛斯走上舞台开始控制整个演出。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米特罗普洛斯的观点也许是对的。一组长年合作的音乐家有可能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把一件作品演好。但指挥家也是一个独立的演奏者，他使用的乐器就是管弦乐队，乐队所产生的力度和色彩变化要超过任何一件普通的乐器。指挥家给予乐队想象的翅膀，达到乐手个人永远无法达到的高度。从这一点来说，管弦乐队不能没有指挥。

米特罗普洛斯有惊人的记忆力，他看过乐谱后，会留下照相机一般的清晰记忆。他可以在排练极复杂的音乐时不用乐谱，明白无误地纠正乐手的错误。

伯恩斯坦和我有着40多年的交往。我们第一次合作是1947年2月27日在纽约的罗切斯特，作品是普罗科菲耶夫的D大调协奏曲和巴赫的E大调协奏曲，紧接着我们又与AIR乐团合作，我还与这支乐队合作录制了伯恩斯坦的小夜曲。

在我们相识的40多年时间里，与伯恩斯坦的合作总让我感到愉快而且是一种全新的探索。1954年我与以色列爱乐乐团进行了其世界首演。第一次排练时我对他说：“莱尼（伯恩斯坦的昵称），这是我的双手，我会尽我全力表演出你所想象的声音。”他冲我笑了笑然后开始弹钢琴，嘴里小声哼着调子，引导着旋律的走向。我们互相微笑着演奏完全曲。

在乐队和独奏者面前，伯恩斯坦有极大的感召力，他能够唤起大家的激情。我曾与他合作过伯格的协奏曲。这部作品中，乐谱上明白无误符号，演奏起来却让人摸不清头脑。伯恩斯坦用自己作曲家的洞察力，使含混的音乐线条清晰起来。伯恩斯坦给予我充分的自由来展现我的想象，我们一起找到了最接近作曲家原意的演绎。